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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历史上什么时期出现铁锅?

铁锅,当今日常生活用品,物美价廉,据说还有促进健康饮食之功能,深受大众喜爱,在正常人眼里算不上什么“炫富”利器。但是很少人知道,如今这并不起眼的黑黝黝的家伙,在近古明清时期却一度成为影响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关系的神器,其波及范围上至民族政权之兴衰,下至百姓生活之乐苦,牵动过一场场血雨腥风,正不知有多少“一口铁锅引发的血案”。

中国历史上什么时期出现铁锅

铁器的出现,就目前出土文物来看,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,由于最初铁矿产量较低,因此铁器极为珍贵,直到汉代仍由国家严格控制,例如著名的盐铁专卖制度。这种情况之下,铁器一般用于关系政权兴衰的两大方面,其一制作铁犁等农具,其二则用于武器生产。至于何时用来生产铁锅,则已不可详考。

  中国古代,锅一般称为镬或者釜,宋代之前铁制绝少。镬与鼎类似,多为铜器;釜则常与甑合用,以陶器居多。这两样东西都可以跟楚霸王项羽扯上关系。例如,古代有镬烹之刑,项羽就曾要镬烹刘邦老爹;而耳熟能详的“破釜沉舟”的典故,其中项羽所破之“釜”,其实即是陶制品。这类古代炊具,更确切一点可以称之为煮具,并不能用来翻炒。所以直至铁锅出现,才真正有了“炒菜”这门技术,因此可以说,铁锅的出现其实促进了中国烹饪技术飞跃式的发展。

  就目前所知,铁锅在宋代逐渐普及流行开来。两宋饮食文化之发达,极可能有赖于此(两宋各类小食之丰富,可参见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)。1987年在广东附近海域发现的宋代沉船“南海一号”上,就发现了不少铁锅。这片海域正处于当时繁盛一时的“海上丝绸之路”上,是宋朝与外洋进出口往来贸易的必经之路,而铁锅与大量精美瓷器及金银制品同处一船,证明此时的铁锅仍属于“奢侈品”之列。 

 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,中原王朝一般而言都会掌握着先进的冶铁技术,周边少数民族往往对此难以望其项背。但是北宋时期情况比较特殊,当时北方契丹所建的辽国冶铁及锻造技术非常发达(“契丹”一词本身即有镔铁之意,辽也有铁的意思),政府并设有专门的冶炼机构。 加之宋朝常与周边少数民族保持“榷场”交易,因而铁锅对于少数民族政权而言,并非一种强烈的需求。

  之后中原易主,蒙古统治中国,以征服者姿态享受胜利果实,并未觉察到铁锅需求这一隐患。直到蒙古政权崩塌明朝建立,已经遁回北方草原的蒙古民族,才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有掌握冶铁技术,此后不得不从中原王朝“进口”生活必需品的铁锅。而另一方面,明朝政府忌惮少数民的强悍战斗力,生怕出口的铁锅被毁炼成武器造成遗患,转而将其纳入战略资源的范畴,称之为“锅釜重器”,严格限制其出境。《大明会典》明文规定:“铁锅并硝黄钢铁俱行严禁,市场定于大同镇,每年一市,每市不过二日。”一方强烈需求,一方百般限制,于是,少数民族与中原政王朝之间斗智斗勇,上演了一出又一出的外交大戏。对前者而言叫“求锅抢锅大战”,对后者来说则称得上是“铁锅保卫战”了。

  话分两头,先说求锅心切的少数民族。限制铁锅出境,确实造成了他们生活的不便。以蒙古为例,史载其“生锅破坏,百计补漏,用之不得已,至以皮贮水煮肉为食”,“经年无从得锅,间有临帐借锅而煮食,或以马易锅”,“分子嫁女有一锅而各分其半”。 如此缺锅的生活,可以说是苦不堪言。

  此种情况之下,他们无非有两条路可走:其一,服软,进贡马匹等物请求明政府允许铁锅交易。我们知道,明朝向来奉行朝贡贸易,这是一套繁杂的礼仪程序,少数民族在取得朝贡资格后,必须先将“铁锅铜器罗段等物奏奉明文”,经明政府认真审核,确保其所要求的物资不会对自己造成隐患后“方才给与”。 所以对于铁锅这类生活必需品,往往缓不济急,明朝大臣奏疏中常有“虏王累次恳求,实欲资众急用”等记载, 少数民族首领心急如焚之状不难想见。为了打消明政府对其毁炼铁锅的猜忌,甚至主动请求开通“以旧换新”服务:“欲以破锅换易新锅。” 其对铁锅之渴求程度,可见一斑。

  其二,来硬的,直接掳掠抢锅。史载:“铁锅乃虏所急者”,因而吐蕃、蒙古等“虏行寇钞,必以得锅为奇”,“每次攻城陷堡,先行搜掠,以得锅为奇货。” 铁锅在此成了绝对的抢手货。想想那些一骑绝尘的骑兵头顶铁锅呼啸而去的场面,也是让人啼笑皆非。

  反过头来再说中原王朝一方,其实明政府对于少数民族的铁锅需求心知肚明,也知道“若彼有必得之心,我坚执不与”,其必狗急跳墙,率众攻抢,也明知自己根本无法阻挡。有鉴于此,有大臣就提出了“以铁锅换和平”的设想,提点政府曰:“若使诸夷皆火食力耕,彼足自养则驰骋冲突抢掠之心或可渐阻”, 如此一来,铁锅折冲御侮的功能就体现出来了。

  但是明政府就是绕不开这个弯子,一直纠结在担忧少数民族毁炼武器的这个点上。可以这样说,明政府在铁锅问题上一直处在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:不允许交易吧,怕人家来硬抢,损失更大;若允许交易,又担心人家拿去铸造武器,更加难以钳制。前怕狼后怕虎,大伤脑筋。一些大臣也煞费苦心,颇下了一番功夫去研究各种锅的类型和性能,希望能找到一种既能满足其日常需求,又不能铸造武器的两全其美之锅。最后还真有人提交了下面一份“研究报告”。

  简言之,报告最后相中的是广东所产之锅,即所谓“广锅”。原因是“广锅生铁不受炒炼”,而且“毁则不可复为兵”, 即仅可以用来蒸煮,不能翻炒,刚好契合蒙古等少数民族煮食之习惯,更为关键的是广锅很难再被毁炼成武器,这是明朝政府最为关心的一点。为论证此观点,有人又做了如下实验统计:广锅十斤可以炼得五斤铁,而且质量差到“尚未堪打造”,况且广锅本身价格又高,所以大臣断言蒙古吐蕃等不会傻到拿那么贵的锅来炼铁:“虏虽至狡,孰肯以难得日用煮食之具而自毁炼?” 至于其他如潞锅等,虽然炼得的铁更少,但由于价格太低,怕被人大量购进以数量抵充质量,所以被踢出考虑之列。 

  此外,明政府还考虑过铜锅甚至砂锅,例如有的大臣就坚决主张给予铜锅,原因在于铜锅虽贵,但却“不可为兵”,而且如此推测敌方心理:“若虏必要粗重之铁锅,不要轻巧之铜锅,则其藉兵资粮之意明白显着,益当禁断无疑”。 其实少数民族不要铜锅,完全是因为铜锅价格太高且质量又差,况且明政府根本无法承担铜锅的铸造费用。至于砂锅,大家都懂的,除了煲汤熬药没有人会拿来当主锅使用,而且易碎,所以最终都被否定。

  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,少数民族似乎根本就未曾想过要拿铁锅铸炼武器,据熟知内情的大臣报告:“虏中锅漏则补塞充煮,破裂即随地抛弃,原不知炒炼。” 可见,明朝政府在这一点上确实是想多了。

  其实在铁锅问题上,明政府经常容易想多,甚至自说自话设计过心理战的情形。例如,曾有与蒙古打过交道的大臣上疏,称蒙古等明知铁锅为朝廷禁物,“必不敢违禁轻与”,因而“阳为急迫”,实际上是“以此困我而生他求”,所以建议政府做两手准备,一面书面与之对答应付,“一面以便宜许之”,同时在两市准备五百口大中小锅,分别订定对换之马价布价,怕蒙古变卦,还要提前“差人讲定”,如此两全之策足以令“老酋之计即穷”。 疏辞之间自得之意充溢于外,其实还是想多了。蒙古是真的需要铁锅,而且非常急迫,如前文所称“虏王累次恳求,实欲资众急用”,在明英宗时期,甚至发生过蒙古使者在集市中强买铁锅的事例。 

  限制铁锅交易,衍生出来的另一个让明政府头疼的问题,就是走私。物以稀为贵,禁令愈严,就愈会有人铤而走险。边境军民,特别是军职子弟和守备官员诱于厚利,往往知法犯法,令家人将铁锅等私自带出,与少数民族进行私下交易。 明政府虽长期奉行朝贡贸易和海禁政策,也制定了严惩条例,但都不能杜绝此类走私行为。

  一直到清朝初期,海禁政策有过之而无不及(如“迁海令”),甚至连废铁都也不能私自运出境。但奇怪的是对铁锅贸易最初却并未上心,直到雍正年间清政府被自己统计出来的一组数据所震惊,方才下令“禁止洋船贩卖铁锅”,“尤严粤东所产铁锅”(《大清会典则例》),连明朝政府曾默许的广锅也严格控制了。

  根据《大清会典则例》,当时有人将雍正七至九年官府册表记录加以统计,得出以下数据:外国商船来购买铁锅,每艘船少者在一百连到三百连,多者在五连到一千连,一连大锅两个,小锅四至六个,每连重二十斤左右,如此算来,一船五百连的话就有一万斤铁,一千连则有两万斤铁。

  清政府大概有点被震蒙的感觉,认为“每年出洋之铁为数甚多,诚有关系”,所以决定按照废铁条例一体严禁,该商船户人等照废铁出洋例治罪。而根据《大清律例》,将废铁偷运出境者,一百斤以下杖一百,刑徒三年,一百斤以上者充军,如果是偷卖给外国或海贼,则要按照武器出境律法惩治,一般处以绞刑。“铁锅出洋货卖者,亦照此例”(商船日用之锅可以照常置用,“官吏不得借端勒索滋扰”)。可见惩处手段之重,加之乾隆时期又开始奉行闭关政策,铁锅自此又成为一些弱势政权难以企及的神器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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